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离开铁，并不抱有祖父的理想。他想飞黄腾达，因为自己的堂兄在军队里打拼了多年，又到高级警校留学归来，已经混到了少将军衔。
“镇反”“肃反”“反右”等一系列的，虽然总是让他受到洗礼，但从来没有使父亲过对于生活的希望。耳边列车的轰鸣声就是这希望所在。
几十年来我从事英语职业，我的女儿从北大毕业后留学英国，现在她是个金融白领。三代人与铁的在我的人生中断。一百多年来，铁之于我，之于我的家庭，甚至之于中国与世界，已然天翻地覆。列车的速度越来越快，轰鸣的声音也不同了。
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他从一个小站的站务员升为乘务车长，他前面的似乎是的。在列车的轰鸣声中，他心中又一次燃起了在事业上飞黄腾达的希望。如果没有什么意外，他的铁事业或许会很辉煌。但意外还是来了。如火如荼，他这个蒋介石曾经的学生，怎么能够幸免呢？
父亲在抗战时期考入铁院，目的非常现实，只是想尽快找到一份工作，挣钱帮助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退休后，父亲每每谈起这些，总是感到自豪。是的，他有资格感到自豪，他应该感到自豪。铁养育了他和他的全家，他也表现出一个科班出身铁人应该表现的职业和业务能力。
列车在不停地奔驰，在那有节奏的声响下，除了读书，祖父还做着小额的私营贸易：将汉口的一些生活用品带到，转手卖给的商人，赚取中间的差价。开始带一些小物品，后来携带很值钱的贵重物品，他开始赚大钱了。先是盖起了自家的房子，后来又盖了近百间房子，租给没有房子的当地人居住。他的奋斗使这个家庭从无产到有产，从衣食没有着落到镇上屈指可数的大户人家。他的财富来自于火车这个文明的产物。
京汉铁工人“二七大”60周年纪念邮票。
祖父的大哥会一些，于是成了义和团中的大师兄，14岁的祖父就跟着他的大哥参加了义和团。与“大师兄先上体，先抢麦子后抢米”这样义和团内的口号作比较，祖父做出了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选择，从一个反的义和团转变成一个徒，这该是一个人思想上多么大的转变啊！
在比利时主管离开中国之前，他将祖父介绍到京汉列车上去当行李员。当时能够乘坐得起火车的多为达官贵人，身为列车行李员的他，身份虽平庸，但却也率先享受到了现代文明。不难想象那个拖着大辫子，穿着满清人列车员服装的年轻人，第一次坐在驰骋的列车上会是多么的激动。
文朱渊
（人）
恢复工作的那一天，父亲走在站台上，望着下面的铁轨，目送远去的列车，禁不住流下了泪水。父亲对于铁的感情是复杂的。不管有多少心酸和无奈，铁最终成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大半生交给了这个行业，父亲对于铁满怀深厚的感情。虽然由于个人历史的原因无法在事业上有大发展，但自己在所从事的铁货物运输业务方面是出类拔萃的。他多次在整个铁系统的业务考试中夺取状元，多次出面为处理最棘手的业务问题，是大家的有实无名的业务专家。
但哥哥是一家之主，这么大的决定要征求哥哥的同意。哥哥认为家里虽然盖起了许多房子，但弟弟这份工作的报酬对这个家依然很重要。
列车轰鸣
每当夜幕时，我手捧着一本中学英语书在昏暗的灯光下英文单词。除了小屋里昏暗的灯光，周围一片，只有远处的三色信号灯，像幽灵一样在闪烁。我像一个地下工作者，时刻防范着检察员来查岗。
父亲每每向我讲起当时的情形，特别学着祖父的语气和神态，很是为祖父当年的决定感到骄傲。能够放着钱不去挣，甘心自己花钱到美国人办的学校潞河中学去读，如果没有理想是万万做不到的。
就在我工作之后的第二年，车站又接受了一批新人。令人感到诧异的是这一批新来的小伙子或年轻姑娘无一例外地分配到了货运部门做内勤工作。不久大白，原来这一批新人都是太原铁局各部门领导的子弟。换句话说，他们是有来头的，车站领导不敢怠慢。我看到的现实更坚定了我离开铁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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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长在铁边上，小时候，站在铁边上，可以看到来自远方的列车，缓缓出现在视线的尽头，由远而近，从一个闪动的小物体到眼前的庞然大物，再从身边呼啸而过，然后又消失在视线的尽头。
虽然我们家与铁有着那么深的渊源，但扳道的经历，使得我这个世家子弟对铁几乎没有留下美好的记忆。1979年9月，我考上大学告别了铁，了另一条没有列车轰鸣的道。
父亲的中央学校的出身，注定了他的生涯是短暂的。三个月之后，他被派遣到临时培养干部的华北大学学习，随后南下到了湖南，在那里担任了娄底区的民政助理。因为当时的区领导不允许父亲谈恋爱，一封介绍信遣派回，返回原来的华北大学，但这时临时培训干部的华北大学已经解散。父亲成为一个失业人员。这时铁向父亲发出了。
父亲后来分析，他帮助贩运的东西可能被运到了解放区，支援了那里的抗日军民。凭着他胸前别着的车站的铁徽章，父亲楞是做了两年为别人扛包出入站口的杂活。同祖父一样，父亲也是在轰鸣列车的帮助下，支撑着这个家度过了最的时光。
近20年的跑车生涯，祖父用破了三本康熙字典，从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成了具备一定文化程度的人，一个渴望用文化知识改变自己的人。
如今的潞河中学（图片来自潞河中学网站）
《红灯记》中李玉和剧照。
代表着现代文明的钢铁巨人的到来，使小山村从原始状态的沉睡中醒了过来。铁工人成了村民们手中可以换钱的物品的主要买主，村民们还可以向车站的工人提供一些人工服务，换取他们需要的物品。
祖父点了点头走了。
作为一个徒，祖父同他列车上的同行有着不一样的追求。别的同事到了汉口之后，会去逛窑子，甚至去嫖外国，祖父不屑于去认为龌龊的事。近20年的跑车生涯，他用破了三本康熙字典，从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成了能够阅读《曾文正公家书》，能够《论语》，能够涉猎经史子集，具备一定文化程度的人，一个渴望用文化知识改变自己的人。
毕业后，父亲在车站工作。但单靠从车站赚的钱不够养家，工作之余，他帮别人把当时日本人禁运的盐从车站外面扛入车站内送上列车。他不知道这些人贩运这些物资是为了什么，但只要做完了工作，就能得到丰厚的报酬。
1906年火车的到来，使长辛店这个小镇完全变了样。它不仅取代马车，还引来了不少和洋玩意儿。一个偶然的机会，祖父被当时长辛店机务段的比利时主管招聘到家里作帮厨。20岁的祖父勤快好学，和比利时厨娘学会了法语，虽然一个法文字母不识，口语却非常流利。一次一个中国雇员找这位比利时总管办事，现场没有翻译，祖父临时担当了一回翻译。从此祖父被刮目相看，常常为这位比利时人做非正式的翻译。
在离开铁以后的岁月里，我曾经做过这样的梦：我又回到了铁，回到了那昏暗的小扳道房，看到了我师傅，还有那位连话都说不清的带班主任，他们似乎都在嘲笑我，“你不是又回来了吗！”我从梦中惊醒，仔细地想了想，才意识到只不过是做了一场梦。
第二天，祖父拿着一张3000元现洋的银票站在了他的面前。“大哥，这是你要的3000元现洋。我已经辞了工作。”
“镇反”“肃反”“反右”等一系列的，虽然总是让他受到洗礼，但从来没有使父亲过对于生活的希望。耳边列车的轰鸣声就是这希望所在。
好日子不长，三个多月之后，我重回太原西站，被分配去扳道，没去做最的调车工作算是万幸。扳道就是《红灯记》中李玉和所做的工作。我的工作是接到电话之后，将指定的道岔扳到列车应该进入的轨道。就在这个五平方米的小扳道房，我度过了近三年枯燥乏味的铁生涯。列车的轰鸣声是每天12小时单调和枯燥中惟一的奏鸣曲。
1949年初和平解放，正在市当见习所长的父亲，脱下了的，穿上了解放军的服装，成了新中国第一批战士，在当时市内六第八担任所长，管辖地是现在的和北海一带。
读过莎士比亚戏剧的祖父在父亲幼年时将父亲送入中华戏剧专科学校学戏，希望父亲在戏剧方面有所作为。但戏剧演员在那时是被人看不起的。戏校八年毕业之后，父亲进了祖父曾经读书的潞河中学。潞河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本人关闭，父亲又转入中国大学附属中学。在家境最的时期，买了一张高中文凭，考入了日本人在办的铁院。这种无奈的现实选择可能是命运使然，也是使然。之中，好像有一种的力量不让祖父与铁建立的那份缘在父亲这里中断。
在山西铁工作的堂哥来信，要待业在家的父亲到山西参加铁招工考试。父亲坐在去往山西太原的火车上，听着列车的轰鸣声，不知道铁这个自己曾经为追求更好未来而放弃的职业，是否会成为自己人生事业上的一个最终的落脚之处。一个帆布挎包，里面装着祖母为他烙的几张烙饼，祖父给的五块钱，是父亲的全部家当。这是1951年年初。父亲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太原铁局录用。在个人事业飘浮不定的时刻，铁又一次拥抱了父亲。这就是，这就是命运，尽管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并没有在这个是他归宿的行当里得到的待遇。
“大哥，您还需要多少钱？”他要探探哥哥的底。
祖父是个有思想的人，不满足于列车上的平庸生活，驰骋的列车也使祖父开阔了眼界，有了经济基础。祖父意识到生命的意义并不完全在于工作，他不想将自己的一生消耗在这列车的轰鸣声中，于是已经不惑之年的祖父地离开铁，为了认识未知的世界而认真读书，弥补幼年没有钱无法读书给自己带来的遗憾。
我夜以继日地努力为参加考试准备功课，有一次竟然忘了扳道岔，是调车组的同志为我扳了道岔。最险的一次是我边擦道岔边想自己背的历史题，竟然没有注意到远处来了火车。还是我师傅，一位插队老青年，大声地叫喊，才使我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境地。当列车轰鸣着从我身旁风驰电掣般地驶过，站在基旁的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至今想起我那位师傅，心理仍然充满感激之情。
他被派遣到了雁北一个叫沙峪的小站担任站务员。这是一个山坳中的车站，夜里在站台上可以听到狼的嚎叫声。除了列车和铁轨摩擦的声音，具有现代文明的气息外，这里的一切都是原始的。父亲曾回忆说，附近山村里连18岁的姑娘都裹着小脚，人们除了种地就是上山砍柴。每到闲时，老人、年轻人都坐在村口晒着太阳抽烟袋，孩子们在一旁玩耍，妇女们则在山沟里的小河边上洗衣服。
一如果说离永定河上的卢沟桥只有五里之遥的小镇成为中国铁早期发展的重镇是出于偶然，生于斯长于斯的祖父进入铁这个行当也完全是一种巧合。
铁使祖父成了一个文化人，成就了一个绅士的梦想。祖父后来真的筹钱在长辛店开办了镇上第一所小学校,自己还当了几年校长。当祖父已经80岁高龄，在那个特殊年代，脖子上挂着“黑心资本家”的牌子被的时候，历史好像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如果他不离开铁，一直干到退休，他会有一个闪光的身份“二七老工人”，因为京汉铁工人1923年大的时候，他是名副其实参加了“二七大”的铁工人。
1977年春节期间，我们这些被太原铁局招录的新工人被临时抽调去当列车员。那时，列车员在铁工人中是佼佼者，可以利用职业的便利，往返携带异地匮乏的物资，尤其是食品。最使我难忘的，是在往返太原与济南之间的列车上的三个月。当时太原人的粮食供应仍然有百分之六十的高粱面和玉米面，列车员则每天的午餐是米饭和炒菜，早餐和晚餐是面条，还可以在济南买到大米，带回太原。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是个很优越的行当，但是要像祖父一样靠铁发财是不可能的。
于是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冬天，父亲考入了黄埔中央学校，自己有一个更辉煌的前程。但他绝对没想到，他与铁结的缘不会就此而结束，无论他走到那里，铁将是他最终的归宿。
若干年后，父亲回忆起这段往事说：“当时干的是掉脑袋的事，一旦被日本人查出来，是要被送进宪兵队的。”
就是在那个小小的车站，父亲体会到了铁文明和当地山区村落里的巨大差异。他给房东老太太送去一瓶食用油，却被了，因为村里的人从来没有吃油的习惯。每个月来一次的铁供应车，给站上的职工们带来油盐酱醋牙膏肥皂等生活用品，当地人看了感到惊讶，这此东西他们从来没见过。铁工人和当地村民的差别不亚于欧洲人到了美洲或与当地土著人的区别。作为一个曾经在学校上过学从大城市来的学生，父亲心中虽然有被贬谪到这里的酸楚，但同这些村民相比，又有了一种优越感。
夜深人静，列车的轰鸣声消逝在远方，我回到小屋，想起了父亲在小站沙峪的生活。我所在车站虽然属省会城市，但地处郊区，属于支线上的一个车站，主要编组从各个企业专用线汇集来的货物车辆。而我所在的扳道房离车站要十几分钟。孤独和单调的工作使我对自己的前途产生了怀疑。我有时问自己，难道我的一生从此就消耗在这样一个小屋里？
“3000现大洋。”大哥很为自己还能够有手段控制这个相当能干且有志向的弟弟而感到得意。
在同这位比利时人的交往中，祖父了解到铁背后的文明，这段短暂的经历对他的一生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后来常对父亲讲，那位比利时人把自己很小的孩子放在游泳池里学习游泳，从小锻炼孩子的体魄，恐怕也是列强强大的原因之一吧。受到文明影响的祖父，成了最前卫和的人士。他是镇上第一个受洗的，我们家也成为镇上较早的一个教的家庭。
二如果说祖父当时的选择对于他的一生至关重要，父亲后来选择铁则实在是一种无奈。
我的工作是接到电话之后，将指定的道岔扳到列车应该进入的轨道。近三年枯燥乏味的铁生涯中，列车的轰鸣声是每天12小时单调和枯燥中惟一的奏鸣曲。
1970年，浙江杭州，铁工人在轨道上进行学习。
“好，有骨气，大哥就喜欢你这脾气，跟大哥一样，打定了主意就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无奈之下，大哥只好对祖父夸一番.
成年之后，回想儿时的感受，觉得有点像人生的隐喻。消失在视线尽头的铁轨，抑或列车，像是人不能预知的未来——还来不及把握住，就从我们身边疾驰而过了。铁进入中国不久，就与我们这个家族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之于祖父、父亲及我三代人，就像是不同轨道上跑的车，驶向了不同的方向。
1895年12月，清决定兴建卢汉铁,后改名为京汉铁。1897年4月开工，到1906年4月建成。
三1976年底，我结束了在太原郊区农场插队的生活，成为一名铁工人。对于我这个没有升学、参军等机会的有问题家庭的孩子，当一名工人不仅上无尚光荣，而且比在农场当一个一年挣不到100元钱农民，经济上不知道要优越了多少。
刊于《财新周刊》2016年第27期。
祖父的决定不可，他已经为自己谋划好了未来的生活。这个过去靠大车店现在又靠铁为其生计的小镇，需要有一所学校，他要用自己的钱办一所学校，让这里的孩子有受教育的机会；他要到办的学校里去学习，因为他相信的这个可以人的灵魂。
使父亲几乎了生活希望的是“”初期的一场打击。他被到了农村，被强制离开了铁。当他顶着烈日在地里收割庄稼，冒着酷暑在场院打场，夜晚在漆黑的田间小上痛苦地徘徊时，他听不到带给他希望的列车轰鸣声，也看不到像引导生命之船航行的灯塔一样的绿色、红色或的信号灯。那是他生命中最的日子。他的生活中没有了列车的轰鸣声，生命是否还能继续？父亲在日记里和后来与我的闲谈中，曾多次谈到过当时的。
“老三，再干几年吧，你这么年轻，还不该坐在家里享清福吧？”哥哥的话里带有埋怨的口吻，但他对这个给全家带来财富的弟弟是尊重的，从来不用命令的口吻对他说话。
在李鸿章的支持下，1885年中国第一家铁公司——矿务局铁公司成立。图为李鸿章等人站在火车头上。
黄埔中央学校（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