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上观直击香港|走进疫情大暴发下的香港劏房，看到底层市民令人痛心的一幕
香港，九龙，深水埗。
熙攘的人群，陈旧的高楼，充满历史感的小铺子，大抵维持着上世纪60年代香港街头样貌。这里是全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据说也是最穷的地方。
“我们从这里走上去。”注册社工陈慧灵指着福荣街某号破旧狭窄的门洞，“她家在九楼，冇(没有)电梯。”
图片摄影：若拙
那天(8日)，香港暴发第三轮新冠疫情，其中一宗案例就在深水埗附近。陈慧灵放心不下住在劏房中的黄女士，决定过来看看。“你们一定要戴好口罩。”她郑重提醒边上的我们。
通识教材中是这么定义“劏房”的：一个住宅单位分割出若干个细小的独立单位，多见于唐楼与工业大厦，整体生活设备较差。数据显示，目前全港劏房居民数约有21万。疫情之下，这群社会底层最边缘人的生活怎么样呢?
103块钱的排骨
这是一幢50多年前建的唐楼(港式旧楼)，生锈的信箱、幽暗的楼道、斑驳的瓷砖，每层转角处都堆满垃圾。跟着社工一层层往上走，像“转磨”一样总算爬到第十层(香港第二层算一楼)，我倚在墙边，不管不顾地脱下口罩透气。
黄女士所租的劏房约有百呎(约10平方米)，外人进屋后几无落脚之处。贴着墙壁摆着两张床，上面堆满生活用品，靠近窗口放着写字台，上方空间敲满两排壁橱。房间深处藏着灶台与马桶，彼此仅有一帘之隔。虽然窗式空调在边上嗡嗡作响，但置身满满物件当中，有种难以言说的燥热感。
图片摄影：若拙
“哗……”黄女士房中清晰传来隔壁劏房冲马桶的声音。这套600多呎(60平方米)的单元房被隔成四间，由于楼层过高且墙壁漏水，房东给了她能接受的房租——每月3000多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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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广东的黄女士与9岁的儿子在此蜗居，所谓的港籍“丈夫”早就不知所踪。作为处在政策灰色地带的单亲妈妈，黄女士选择在此“坚守”。没有就业资格，母子俩靠着政府每月4620元救济生活，交完房租与水电费，能留下小几百元艰难度日。
陈慧灵把带来的口罩送给了黄女士，并嘱咐她要注意安全。“今天我买了一条排骨，竟然要103元，实在太贵了，分两次给儿子烧冬瓜排骨汤。”这是黄女士去年以来第二次煲汤，平常晚饭就煮点面、烧点粥加些青菜、火腿肠。最近出现疫情，她想给儿子补充营养。
黄女士坦言，防控疫情能做的实在有限。她会关照儿子在学校勤洗手讲卫生，回到家后让他一个人去顶楼晒台玩。此外，就是每晚上下20层把垃圾扔到楼下，并在劏房门口贴有告示：“烦多行一步将垃圾放好。晚上老鼠越来越多，难道你爱与鼠为邻?”
“不仅是疫情影响，去年也很过得很压抑。”陈慧灵说，由于担心被人攻击，像黄女士这样的内地人不敢发表意见，“她不止一次想回去，但为了孩子还是决定留在这。”
图片摄影：若拙
“隔壁等了12年，终于轮到公屋搬走了。”黄女士两眼放光，但很快就黯淡下来，因为她可能连排队资格都没有。她更要担忧的，是房东会不会涨价，母子能否继续住在这间劏房。
疫情就是场“灾难”
黄女士遭遇只是全港劏房租户的一个缩影。作为主要服务新来港人士的慈善机构，新家园协会助理执行干事、注册社工陈慧灵说，单就深水埗一地，协会就要服务2900多户劏房人家。
毫不夸张地说，对于这些人来说，疫情就是场“灾难”。劏房租户大多从事低端劳动密集型行业工作，比如零售、酒楼、建筑业，都是受影响的重灾区。数据显示，上半年出入港人数跌99%，三分之一靠境外旅客带动的零售业步入寒冬。略有起色的餐饮业，因为疫情第三轮暴发再度触发政府的“限聚令”。至于建筑行业，由于材料原料运不进来，不少工地处于停滞状态。
6月，特区政府公布失业率为5.9%，创逾15年新高。“(劏房租户)很多人收入少了一半以上，甚至零收入。”陈慧灵说。因此，有人连深水埗劏房也租不起，要么搬往更远处，要么只能流落街头。过去，无家可归之人能在麦当劳将就一夜，但疫情期间部分门店不再24小时营业，如此一来连“麦难民”都当不上。
即便能继续住在房中，生活也居之不易。丈夫失业困在家中，学校停学孩子留在家中，百呎狭小空间之下，整天窝着一家三口四口甚至更多，压抑、焦虑、失望、无助，负面情绪不可避免越积越多。很多时候一点鸡毛蒜皮事，就能点燃家庭矛盾。
所幸，也有家庭互助的例子。25岁的刘源超与母亲、哥哥住在深水埗福华街一间百呎劏房中，月租4500多元。“我自己赚生活费。”在福建华侨大学读研的小伙子说，他用一技之长办了吉他培训班，也在学校附近开过餐馆。目前愿望是，硕士毕业工作后攒到买房首付，帮全家搬出劏房。
刘妈妈与黄女士一样，都是从内地过来的新移民。“香港不像TVB剧中演得那么好。”陈慧灵说，协会在广州、深圳、泉州、汕尾、江门都设有内地服务处，主要帮助来港的内地人了解香港实情，其实就是控制他们对未来的预期。
“不少姐妹就在劏房中度日。她们说，‘一回罗湖，就重新活过来了’。”陈慧灵很感慨，疫情之下的香港、劏房之中的香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城市的璀璨没有照进底层民众的生活之中。
社工能做的很有限
